对话杨燕绥:老龄化加剧,谁来为2.4亿中国老人买单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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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时间:2018-11-06 21:22

对话杨燕绥:老龄化加剧,谁来为2.4亿中国老人买单?

2018-11-06 14:44来源:搜狐智库保险/养老金/买房

原标题:对话杨燕绥:老龄化加剧,谁来为2.4亿中国老人买单?

文/古双月

人口老龄化逐渐加剧,养老金压力加大,但是人口老龄化也并不意味着政府将破产,经济将停滞。如何客观的看待当前的养老趋势?年轻人如何在将来赡养父母,教育子女的同时,还兼顾自己未来的养老?那么,全国统筹养老金和完善个人养老金账户就是我们丞待解决的问题。

搜狐智库就此专访了清华大学教授,国家人社部、民政部专家委员会委员杨燕绥,在近一个半小时的专访中,她讲述了自己扎根社会保障的经历,以及近20年来在社会保障方面的研究成果,深刻的剖析了2.4亿人的养老问题。

土插x洋插:扎根于社会保障

当时,有人给我总结,说我是“双插”,我做了八年的兵团战士,又有五年的留学经历,他们把留学叫洋插,知青叫土插,所以我最后就是“双插”。

记得1978年高考以后开始上学,我的教育背景是政治经济学和法学,当研究政治经济的时候你会发现,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从卖方市场进入买方市场,卖方市场的人们注重投资,关注能不能拿到贷款,买方市场主要关注消费。研究政治经济学到一定程度,我们就会发现,我们需要克服收入分配不公,中等收入陷阱等现象,让老百姓普遍具有购买力。

中国又是一个大国,14亿人口,可以自己生产自己消费,但是有一个条件,即老百姓得有消费能力。根据人的生命周期显示,从年轻到老年,有四项非常重大的消费,买房、养孩子、健康、养老。这四件事情需要国家的福利政策、个人理财,个人终生职业设计,以及银行、保险、基金、证券、信托等金融机构一起来支持。

我们需要在投资和消费之间找到一个均衡点,即第一次分配基础上的第二次分配,第二次分配就是福利分配,而福利分配的制度安排就是社会保障。

1985年,我从经济法领域的研究转向劳动法研究,当时,国家实行劳动合同制,“铁饭碗”、“铁交椅”被砸碎,但是在工人的就业保障方面却出现了问题。

当时,我从内蒙古师范大学回到家乡北京,拿到了劳动管理干部学院录取通知。从那个时候开始,我的研究就集中到了劳动关系和社会保障,一直到现在。

所以,基于政治经济学和法学的学历背景,我的研究集中到与民生相关的问题:投资和消费两架马车拉动经济增长的条件下,我们国家的福利制度,社会保障制度,如何安排才会出现一个最好的结果?

比利时求学:延迟退休意识的萌芽?

1985年劳动合同制以后,国有企业打碎了“铁饭碗”,在社会保障方面,我们面临了很多问题,当时在国内很难找到答案,所以促使我下决心出国留学。我选择了劳动关系和社会保障历史渊源比较长的欧洲国家比利时,在比利时根特大学研究劳动关系的历史和社会保障。

当我拿着通知书走向根特大学时,我在火车站遇到一些学生,他们问我愿不愿意填一张问卷,当时那个表上写的是:在比利时,男性60岁退休,女性55岁退休,你是否同意女性跟男性一样60岁退休,并做好将来65岁领取养老金的准备?

我当时就写不同意,那些学生就很惊讶,说你为什么不同意呢?我说女性干到55岁,从事体力劳动可能就干不动了。

后来他们说,你在说谁?我忽然意识到我错了,我当时说的是中国。而比利时当时农业人口只占1%,经济发展主要靠钻石、医学、农科技、金融和IT,体力劳动很少。如果是科技、金融IT行业,女性应该跟男性是一样的。

根据OECD国家对预期余寿做的数据显示,当人类平均寿命达到80岁,女性退休后的时间是13年以上,男性是9-11年。所以当平均寿命80岁时,根据计算,领取养老金的年龄是67岁。

目前,我国人口的平均寿命是77.8岁,男60岁、女55岁退休,领取养老金的年龄要比OECD国家计算的年龄早很多,随着老龄化的加剧,企业和个人的税费负担就更重。

但是,当我们说延迟领取养老金的时候,接近退休的50岁、60岁的人不高兴可能有道理,年轻人、企业家也不高兴?这主要是我们的养老金教育,人口教育是缺失的,大家把政府想象成一个宝库,取之不尽,认为这是政府的事,跟我没关系。

养老金的背后是人口结构问题

当我走出国门,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人口老龄化。老龄化是由人口结构造成的,一方面生育率下降,劳动人口减产,另一方面人的寿命延长,高龄人口占比不断提高,人口老龄化出现。

以前,中国主要关注人口总量,认为人数太多就开始实行计划生育,但西方国家在研究人口问题的时候,关注的是我国的人口结构,他们注意到两点,一是1959-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,因饥荒问题总人口减少,呈现出一个低谷。随后的几年,国家风调雨顺,新生儿数量迅速上升,1963年中国人口出现了一个高峰,千分之四的人口增长,这个峰值在全世界各国的人口结构中从来没有出现过。

根据当时的人口统计显示,从1963-1978年、1980年,新生儿数量大概为3.7亿或3.8亿,这个生育高峰经常被称作“婴儿潮”。但是,在1980年以后,我们开始实行一胎政策,出生率迅速下降。这就使得从1963-1979年出生的这一群人的养老问题,谁来给他们养老?

从80后开始的这代人,既要给双方的父母养老,又要养育自己的孩子,还要给自己解决养老问题,所以当时国际上有个说法,中国的八零后面临的一个 “三明治”,夹层“三明治”,甚至是“巨无霸”这样的困境。

此外,数据显示,中国的人口红利从2012开始出现拐点,劳动人口总数开始下降。劳动人口下降改变了劳动力市场的状态,也改变了养老金的状态。

之前国家养老金一直在扩大覆盖范围,从国企扩大到民企、外资,随着覆盖范围的增大,参保人数的增多,它的收入就不断增加。但是2012年劳动人口数量开始下降,意味着养老金的个人增长速度开始下降,这是第一个风险的风向标的出现。

随着养老金收入增长率下降,支出增长率上升。我们意识到中国的养老金面临问题的背后是人口结构问题。2000年中国进入老龄社会,在这个过程中,我们编制了人口老龄化的时间表。

根据1950年世界联合国提出的人口发展报告显示,当65岁以上的老人占到总人口的7%,总和生育率维持在1.8左右,国家进入老龄社会的初级阶段。这时候就会出现10个劳动人口供养一个65岁以上的老年人的情况,但是以70%的就业率来算,也就是7个人缴费供养一个老人。

如果养老金是工资的50%,那么每个人要承担7%-8%的养老金税费。这看似一道算术题,其实是一个代际赡养的社会问题甚至是政治问题。

除了养老金,还有医疗、失业、残疾人等方面的缴纳,这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个社会问题,年轻人感觉税赋重。一旦税费超过10%,年轻人的生活要做减法。

年轻人工资主要做三件事,日常开支、养孩子、买房子,一旦压力过大,年轻人不会选择减日常支出、买房等事情,所以养孩子的动机和能力越来越差。如果生育率从1.8跌到1.5,再跌到1.2,这就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。

如果65岁以上的老人占到14%,进入深度老龄社会,以及超级老龄社会,这个问题会更严峻,几乎是2-3个劳动人口供养一个老人。

美国在1950年左右进入老龄社会,2015年进入深度老龄,在此期间美国持续了65年,有足够的时间有备而老。而中国在2000年进入老龄社会,2022年将进入深度老龄社会,这期间只有20年,何况中国在2030年就会进入超级老龄社会。

中国从一个年轻的社会进入一个超级老龄社会,总共30年,所以大家都觉得很累,政府累,企业也累,个人、家庭都觉得累。

同时我们还发现,OECD的主要国家进入老龄社会人均GDP1万美金,深度老龄社会人均GDP2万美金,超级老龄社会人均GDP4万美金,今天的德国、日本都是4万美金,而我们国家进入老龄社会的时候只有800美金,这就是中国老百姓所说的未备先老、未富先老,这已经成为既定事实,不可改变。

两个关键词:银色经济与财富管理

坚持了20年的研究,我们得出了两个关键词,“银色经济”和“健康财富”。我们的结论是,人口老龄化不等于社会老化,它恰恰是社会进步。农业经济解决吃饱饭,当时人类的平均寿命达到四五十岁,工业革命时期,借助着新的产品和医疗,人的寿命达到了七八十岁,同时也带来了收入分配不公和环境污染等问题。

2005年世界卫生组织提了一个结论,没病不等于健康。这个健康包含三个维度,人的心理、机体、社会,尤其是社会的健康。

那么到2007年,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人类正在进入第三大财富波——健康经济。当人们投资健康时,人的心理、身体,整个社会的健康因素增加,人的寿命会进一步延长。生物学家认为,人的寿命完全可以达到百岁人生。每个人都会面对黑发50年、白发50年的健康人生。

“银色经济”指按照国民不断增长的健康长寿的消费需求,组织生产、分配、流通和消费,实现供需平衡、代际和谐。面对 “银色经济”,我们面对的挑战是解决工作的一代和养老的一代,这两代人之间的问题。

因此我们的战略是两个人口红利。第一个人口红利,提高人力资本,不是简单的降低劳动力成本,而是用科技来推动经济。因此,年轻人需要好的身体、好的身心,好的知识结构来提高他们的人力资本,通过创新来应对这个飞速变化的社会。

第二个人口红利,改善老年人口的资产结构。让个人有资产来保证老年的生活,包括养老金,医疗保障,住房保障,长期护理等。因为老年人口越来越多,他们的消费越来越重要,改善老年人的资产结构,提高老年人的购买力,用老年人的消费来拉动经济,改善自己生活的同时,为年轻人的人力资本买单。

最后,我认为在超级老龄社会之前,两个人供养一个老人,已不仅是结构问题,而是一个全社会的合作。我们要认识到,农业经济一块土地是一个家,农民自给自足。工业经济,家在单位,在工厂,干什么得单位出证明。现在进入第三大财富波,互联网下人在流动,家是流动的,所以,一个大的社区,一个城市就是一个家。

那么在这样一个家里,如果一个小家庭四代同堂,爷爷奶奶上面有祖爷祖奶,下面有儿女和孙子孙女。但是这时候,爷爷奶奶属于大龄人群,祖爷祖奶才是真的老龄人口。

那么我们的国家也是四代同堂,我们怎么安排自己的工作和生活,或者说劳动到什么年龄可以退出劳动力市场,可以领取养老金,这个大家庭该怎么办?

进入超级老龄社会,已经不是传统的养老金制度的建设问题,人们要坐下来想四代同堂的大家庭,每一代人该怎么办,孩子怎么抚养,年轻的夫妻怎么设计职业生涯、养孩子、赡养老人,还得解决自己养老。

根据德国、日本、瑞典等已经进入超级老龄社会或接近超级老龄社会的国家。他们在做一种“早减晚增”的养老金领取机制改革。国家定制定67岁可以领取养老金的标准,然后国家再制定政策“早减晚增”。

干不到67岁的人可以早领,但是基于精算平衡,早领的人要少领,按照67岁领100%,早领一年扣5%,早领四年扣20%,这样到67岁个人只能领80%。如果晚领则会补贴,比如,在英国晚领一年立马加20%。

在这种情况下,人们不用政府规定什么时候退休,什么时候领养老金,这是个人的自我选择。

2020年中国平均寿命接近78岁,65岁以上的老人很可能超过14%,进入深度老龄社会,所以今天中国面临的不仅是完善养老金制度的问题,同时还有结构调整的问题,我们动作晚了,所以现在必须两步并作一步,在完善全覆盖、保基本的同时调结构。

个人养老如何解决?

政府的养老金制度只能解决基本的养老,除了政府基本养老金,还需要第二支柱企业年金和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。当前三个支柱面临的问题不同,第一支柱的国家基本养老金应该怎样建设,实现全国统筹。

第二支柱的企业养老金面临着政府怎么颁布法律,让它成为一个合格计划,政府在扔出来胡萝卜——税收减免的同时,还要抡起大棒——进行监督检查。其中,只有信誉最好的金融机构,才能做养老金。在历史上有过欺骗行为,或者管理人员不够专业的机构,都不可以管理养老金。

而企业养老金,企业在拿出本金交给专业机构的受托人运作,通过投资分享整个市场的分红。因此,工作的人除了劳动的工资,还能得到另外一份好处,这样就可以激励年轻人愿意工作,愿意交税。这个时候,还要对企业说明,养老金税费不会再涨,也不可能再涨。国家要做的是结构调整。

第三支柱,如何完善个人账户养老金。当个人完成了住房,在买健康的时候就开始买养老,金融机构怎样用最好的信用和受托的方式和投资的策略,来帮个人也积累一份养老金。

那么,一个有政府养老金的人,到老年可以吃饱饭;有企业养老金的人,到老年可以生活的比较惬意;如果还有一份个人养老金,老年的生活才可以说是颐养天年。

养老金如何实现全国统筹?

中国今天的养老金要做三件事:第一件事,尽快建立中央统筹的基础养老金,而不是留给地市统筹。

在人口流动的过程中,如果在一个城市缴费,流动到另一个城市,记录和钱无法带走,这样人口流动就会被养老金制度所限制。

目前,经济发达的地方,教育、工作和收入环境好,年轻人流入的多,深圳、东莞等地的养老金费率就非常低,年轻人的负担也比较低。

但是东北三省一带,去年黑龙江已经把过去的累积用光,而且越来越多的省,出现当年养老金收支不平衡现象,一旦收小于支,就会用累积,一旦累积用光,完全靠中央补贴,而中央收入主要靠税收,年轻的纳税人也在减少。

所以,要尽快完善中央统筹养老金,无论走到哪里,都能发放养老金,改变地区之间的劳动力不合理流动和养老金不均衡负担的现象,给人们一个定心丸——无论国家怎么老,我们是有积累的,老年人吃饭是没有问题的,中央统筹养老金是公平的。

要构建一个全国统筹的养老金制度,来适应流动的人口和平衡各个地方的养老金公平性和持续性,需要做三件事。

第一,基层政府需要建立完善的信息系统,定期对活着的、去世的、刚退休的,离开本地的和外地进入本地的五组数据进行统计。数据向上集中,中央顶层设计,征缴费用,发放养老金。

第二,夯实缴费基数,费率要下降。现在企业交工资20%的费率太高,以前的基数是不公平的,很多企业在逃避。所以现在由税务征收,会夯实基数,加强公平性,这时候收入增多,就可以考虑降低企业费率。这样除了国有企业,民营企业、科技企业、小企业都能参保,真正做到全覆盖。

第三,达成养老金共识,养老金到底发放多少,养老金怎么收支平衡,不能像过去,有的地方发得多,有的地方发得少,或者大家都期望养老金上涨。这些问题都要变成一个能确定下来的指数,而且还要进行广泛的养老金教育,让大家养成养老金的概念。

如果中央统筹基础养老金能建起来,这会加强民族团结,使老年人减少后顾之忧,让各个地方的经济发展能够相对平衡。

全国统筹,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?

十七大、十八大、十九大报告以及“十二五”“十三五规划”都谈到了全国统筹养老金,但为什么一直没有做下来呢?

其实一个最简单的问题,养老金是一个公共产品,作为一个产品,它需要生产,那生产这个产品的机器是国家机构。但现在在国务院层面,还没有一个权威的、严肃的全国信息平台来统筹养老金。

根据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险服务的平台,这样在国务院的组织架构里,需要有一个专门做中央统筹养老金的社会保险局。类似现在已经成立的医疗保障局,来统一全国的信息平台,税费征收,然后发放、待遇调整。

那么在医疗保障局和社会保险局的基础上,中国就有望产生类似发达国家社会保障的权威机构——社会保障总局。

没有机器就没有产品,而产生养老金公共产品的机器就是国家级机构。

总之,只有政府能够把劳动人口和退休老人之间的代际赡养起来,这是商业保险、企业做不到的。

个人养老金如何选择?

今年是个人账户养老金启动的元年,目前已经出台了关于个人延税性养老金政策,最开始作为尝试,第一步先交给保险,上个月基金也开始进入。

但是个人养老金账户的发展,更大的问题是国民教育,个人要有意识的为自己的老年存钱。年轻人今天挣的钱,要有很多安排,必须在劳动的年龄里,把将来养老的财务挣出来。

政府养老金只能解决吃饭问题,随着高龄以后,老年人需要护理,需要很多服务,如果老年人没有购买力,我们想象中的医养产业是很难发展的。所以养老金的改革就非常关键,光靠政府是不行的,需要社会、金融机构、企业,尤其是个人、家庭一起采取行动。

目前,市场上的个人养老金主要有两个选择。第一,交给专业受托人。第二,自己到市场投资,个人账户直接对接产品。

个人养老金账户直接在市场上选择产品的时候,主要有两类产品,一类叫契约型产品,一类叫信托型产品。

契约和信托的差异有以下四点:

第一点,产权。契约型背后操作的都是保险公司,产权交给保险公司,养老金被当做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,进入公司的资产负债表,因此保险公司不会对个人进行信息披露。个人从保险公司手中拿到的是一个契约,即保险公司承诺在个人达到60岁时,个人会收到固定的养老金。

当然随着人的寿命延长,养老金规模越来越大,越来越多的人不太相信保险公司能管这么多的风险,所以上个世纪50年代出现了第二种产品:信托。

信托是英国人创造的,信托的特点是代人理财,信托机构背后有两张资产负债表,一张是他自己的,一张是你的。个人将养老金交给信托机构,他把这个钱放在个人自己的账户中,产权还是归个人自己,机构只收管理费。所以信托机构需要实时地向个人做财务报告。

如果想要保留自己的产权,风险共担,还参与决策的话,就可以选择信托,而且信托可以随时取消,也可以随时选择受托人。

当老百姓都有了养老金的意识,学会在市场上选择最优秀的受托人的时候,我们资本市场也会逐渐发生变化,股市不再是散客冲天,80%是专业的机构,大妈抢黄金的现象也不会出现。

以房养老的可行性?

在西方发达国家,有一句话叫,30年我养房,20年房养我。什么意思呢?我工作非常有效的前30年,收入较高,还有剩余,这时候借贷也要把房子买下来,哪怕还20年,我也要把房子买下来。

20年房养我指,老年人退休后的生活一般是20年,现在可能是30年,我住在自己的房子里,不用负担房租,随着高龄,出现老年痴呆,需要护理服务时,社区的养老服务,邻里、孩子的照顾无法满足,可能要住更加专业的护理机构。

这时候把自己的房子卖掉,利用这些钱住到专业的护理机构,所享受的服务是自己的房子置换的。比如北大的钱理群教授,把他的教授公寓卖掉,住进了太康。所以这就是西方人说的,30年我养房,20年房养我。

我相信现在是40年我养房,30年房养我,因为人的寿命延长了,这套房子先解决安居立业,后解决老年置换服务,这就是以房养老。

当然这个问题讲得太早,中国人不一定认识,随着发展,每当我们的国民生命延长五年,当平均寿命达到75岁, 75岁以上的老年痴呆,以及需要专业护理的人就会增多,国家养老金现在发到2500元,只够温饱,不可能拿来交房租,更不可能拿这个钱去找护工。

这个时候人们就会发现,既然家里的照料和社区的照料已经不能满足了,那就可以用房子去置换高档的、中档的老年照护机构,走完人生最后的一段。

所以,不管是前期住在自己的房子里没有房租,还是后期置换,都是用自己的房子在养老,解决附加养老金的问题,这就是以房养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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